近来，中欧经贸摩擦逐渐增多，欧盟频频对华释出强硬发言，“中欧贸易战”一说更是甚嚣尘上。
6月18日，恰逢欧盟峰会期间，中国商务部在例行发布会上就该问题回应称，商务部副部长凌激本月初曾奔赴欧盟总部，与欧方代表举行会谈；欧方表示，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，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华保持积极态度。同时我们看到，今年以来，德国、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务实的对华政策也支持了欧盟这一目标。
尽管欧方否认“贸易战”，但5月以来，欧盟在钢铁、网络数据安全、对中企增加关税限制或加入风险名单的举措，层出不断。同时，欧洲媒体也大肆炒作“中国冲击2.0”叙事。
欧洲对华经贸关系改善的空间有多大？欧洲企业界究竟怎么想？6月19日，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 （BWA）主席米夏埃尔·舒曼（Michael Schumann）与《思想者茶座》连线，透露了欧洲内部和企业界务实派的声音，同时对“中欧贸易战”叙事进行反驳。作为一位来过中国一百多次、常年致力于中德经贸合作的专家，他警告欧洲方面，对华“去风险”、“中国冲击”叙事的危险性。
6月19日，米夏埃尔·舒曼（Michael Schumann）与观察者网《思想者茶座》连线
【对话/ 观察者网 高艳平】
“欧洲对华政策并非由美国主导”
观察者网：七国集团（G7）峰会刚刚结束，外界看到“去风险”似乎是西方特别是欧洲的统一立场，但集团内部其实分歧巨大。美国正在筑起“小院高墙”，可以说是系统性地推动与中国经济的脱钩断链；虽然今年5月以来有些许变化，但中美之间的壁垒依然存在。相比之下，德、法、西等一些欧洲国家表现出了灵活性。据您观察，在与德国政界、欧盟决策者及企业家的交流中，在欧洲承受美国压力的背景下，德国和欧洲企业真实的处境如何？他们是否在全球布局中悄悄保持一种平衡？
米夏埃尔·舒曼：首先，您提到各方似乎都同意欧洲正在对华“去风险”。尽管媒体和官方表态常这么说，但我建议对此叙事保持审慎。如果您深入观察欧盟复杂的现实，正如您所言，局面其实是多元且复杂的。
欧洲并非单一国家，欧盟有27个成员国，各自拥有不同的经济结构、历史背景和敏感议题。因此，达成一个统一的欧洲对华立场从来都不是易事。我不认为欧洲的视角只有“风险”，对许多欧洲国家而言，情况远非如此。“机遇”同样是欧洲对华认知的一部分。
当然，我们确实面临贸易失衡的问题。欧洲正感受到竞争力流失的压力，以及中国优质产品持续涌入的市场冲击。从数据看，2025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约3600亿欧元；今年第一季度，累计逆差已接近980亿美元。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都对华呈贸易逆差的情况。这些数字无法忽视，欧洲各国经济和政界切实感受到了压力，迫于选民诉求，政治家们必须做出反应。
6月18-19日欧盟峰会期间，对华策略也是会议议题之一。Michael Kappeler
但我也想强调，欧洲的对华政策并非由美国主导，我也不认为欧洲必须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。
关于几年前法国提出的“欧洲战略自主”概念，我与政客、企业家交流后的看法是：这并非一个现实的目标。坦白说，追求完全的战略自主是一种幻觉。欧洲既无法脱离美国，也无法脱离中国。我们的经济、科技、供应链和安全架构已深度交织。
欧洲真正需要的，也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，我称之为“战略中立”。这不是绥靖，而是意味着欧洲必须具备界定自身利益的能力，避免被卷入阵营对抗的逻辑。
这意味着在实际操作层面，欧洲应当基于共同利益与美国开展合作，同时也要与中国保持合作。这种合作服务于欧洲的繁荣与财政收入。我们不应简单地照搬他国政策。以德国现状为例，中国对德国而言并非单纯的贸易伙伴——双方产业已形成全方位深度联结，无论是汽车制造、电子元件、机械设备、电池生产还是食品科技等领域皆是如此。
因此我认为，欧洲的应对之策应当明确立足于自身利益，保持开放的经济视野，同时兼收并蓄各方意见。
欧盟内部有鹰派也有鸽派，很多人鼓励引进更多中国投资
观察者网：但是回顾过去两年，欧盟针对中国的贸易防御政策正步步紧逼。即便不看更早的，仅看今年5月以来，欧盟宣称要进一步升级其经济安全战略，推出高风险企业黑名单，听起来像是一轮新的贸易战。在媒体上也充斥着“中欧贸易战将至”的讨论。您提到，这两天，欧盟峰会也在商讨对华经贸问题。您认为未来几个月欧盟对华政策会更强硬吗？从德企的真实声音来看，这种日益高涨的防御性政策，究竟是在保护欧洲的长期利益，还是在切断欧洲赖以生存的全球供应链、削弱欧洲自身的竞争力并阻碍绿色转型？
米夏埃尔·舒曼：感谢这个问题。也谢谢您开篇提到了关于“贸易战”的媒体报道。我想稍后或许可以探讨一下描述欧中关系时的用词，因为我不认为贸易战一触即发，也不认为这是唯一选项。
是的，您说得对，欧盟确实在加强其贸易防御工具，而任何举措大概率都会引发反制。但我希望双方能找到避免贸易战的路径，因为这对中国经济、欧洲经济乃至中欧民众都没有好处。
我想让中国观众了解的是，欧洲的工业能力正在被侵蚀。以德国为例，我们正在失去工业生产力和大量就业岗位。每一位负责任的政治家都认同，必须采取行动保护工业能力，因为关键工业一旦消失，极难重建。我们需要保障就业，现状不能再持续下去了。
当然，中国现在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。中国企业已经成熟，创新力极强，产品极具竞争力。欧洲需要争取时间来重建我们的竞争力。
我不喜欢的一点是，欧洲这边的辩论往往一边倒。我们不能责怪中国公司搞创新。德国乃至欧洲工业岗位流失的压力，原因不全在中国，甚至主要不在中国，而在我们自己。
2月26日，德国总理默茨在杭州宇树科技观看机器人写“福”字。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
以德国为例，能源成本高企、数字基础设施薄弱、官僚主义繁琐、审批流程缓慢、投资不足以及治理不善——仅仅是因为治理不善和对新技术犹豫不决。德国总理访华回国后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：我们不应将中国当作逃避自身“家庭作业”的借口。相反，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，优化政策和治理，重振经济。
所以，一项好的欧洲政策必须双管齐下。我们需要在合理且敏感的框架下保护我们的产业，避免滑向保护主义。关税可以争取一些时间，但正如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那样——关税不会创造创新，不会解决能源危机，也不会让我们更快更好地建厂。
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平衡的方式：在某种程度上包含有针对性的贸易防御措施，但避免广泛的地缘政治保护主义。同时，应该鼓励中国企业赴欧投资设厂、创造就业。
中国经济的崛起，除了勤劳的人民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明智的政策——吸引外资并将其融入自身工业发展，借此建立能力。我认为欧洲应有足够的自信效仿这一点：邀请中国企业在欧洲的规则下投资生产、创造就业、帮助欧洲建设更好的产能。事实上，我也听到了很多支持这一方向的呼声。
欧盟内部有鹰派也有鸽派，讨论是多面的。媒体头条往往过度渲染冲突，但很多人主张鼓励更多中国投资，让欧洲受益于中国的创新，毕竟这些创新将塑造未来。
德企希望留在中国，加强韧性，他们绝不会退场
观察者网：是的。您可能与企业家交流更多，他们对双边关系的未来似乎比政客更为乐观。像德国大众这样的品牌，在中国大街小巷随处可见，仍在加大在华投资，巴斯夫也是如此。但德国有大量“隐形冠军”中小企业，在地缘政治压力下，它们有可能缺乏抵御全球供应链脱钩的韧性。研究显示，约60%的德国中小企业在华设有工厂。作为德国工业联合会的前主席，您如何看待这两类企业——巨头与中小企业——的真实处境？在政策不确定性下，它们是如何保护自身在华利益的？
米夏埃尔·舒曼：公众舆论常被负面头条左右，但如果与企业交谈，你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画面。没人说生意更好做了，在中国竞争对许多德企来说确实更难了。但回想去年年底中国德国商会（AHK）的商业信心调查，约93%的在华德企没有撤离计划。那是2025年底的数据，超过一半（53%）计划增资。
2025年12月2日，中国德国商会《商业信心调查报告2025/2026》发布会 中国德国商会
情况一直如此。我们之前提到上一届德国政府的“中国战略”非常不幸，但经济数据表明，德国企业根本没跟着这个战略走。所谓德国商界准备大规模撤离中国的说法，根本不成立。局势确实变难了，这点大家都承认。
正如您区分的那样，大型跨国公司和成千上万的家庭式中小企业（即德国“隐形冠军”）处境不同。大众、西门子这类巨头资源雄厚，有能力建立复杂的架构，实现生产本地化和供应链多元化，并通过专业团队管理政治风险。对他们而言，中国太重要了，绝不会离开，而是在适应。
但对于中小企业，情况则微妙得多。比如汽车零部件供应商，很多高度专业化，深度融入中国生产网络，但也感受到竞争加剧。他们无法轻易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，因为那会导致效率损失和高昂成本。他们必须变得更敏捷、灵活和创新。他们也没有计划离开中国，如果能活下来，就能从中国创新生态中获益。
我们看到这些中型企业正在做的四种应对：进一步本地化，特别是投资本地研发、采购和管理，实现快速决策。
更有趣的是溢出效应：德国企业在华机构产生的新理念、新创新和更快的流程，反过来影响了本土的生产。因此，身处中国不仅是生产基地，更是一个能重塑整体配置的“创新实验室”。我们也看到企业向东南亚、印度或东欧选择性多元化，但这并非为了取代中国。这是叠加效应。你不能把中国市场和其他市场相提并论。虽然你可能听到一些政治言论，但从基础设施等数据看，转移并不容易，甚至是错误的。
我认为他们在风险控制上更加谨慎。因为自今年1月以来，全球局势变得更加复杂、危险和不可预测。但总体来看，从我交谈过的德企反馈来看，他们希望留在中国，希望增强韧性，但绝不会退场。我想告诉他们，对待中国不应只有恐惧，也不应毫无策略。
这不仅仅是看着深圳的顶尖科技就盲目乐观。这是一个艰难、复杂、苛刻的市场，不应天真地介入，而应带着良好的战略介入。总体而言，我没看到任何一家德企想要彻底放弃中国市场。
中国市场是全球企业同台竞技的“健身房”
观察者网：您刚才提到中国市场非常困难，充满挑战。我们知道很多西方媒体宣称，中国经济已经“见顶”。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像巴斯夫、大众等德企仍在持续增资。在您看来，结合您与商界领袖的交流，中国市场真正的吸引力是什么？我知道2023年您曾做过一次“大考察”，一年内走访了21座中国城市。两三年过去了，中国市场最让您印象深刻的新挑战和新变化是什么？
米夏埃尔·舒曼：我认为中国市场依然极具吸引力，但其角色已发生改变。十六年前我刚接触中国时，大多数公司将中国视为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，当时是两位数增长带来的狂热期。而今天，中国也是一个创新市场、一个技术实验室，是欧洲、德国乃至中国企业同台竞技的“健身房”和试金石。
在所有关乎全球未来的技术领域——电动汽车、电池、数字服务、可再生能源、自动化、机器人、人工智能——中国都不再是世界的“工作台”，而是一个消费者成熟、本土竞争极度激烈、产品迭代极快的高标准市场。
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德企继续在华投资并保持存在感至关重要。你在一个市场投资，是因为它重要；你持续投资，是因为你认为它将来也很重要。在可预见的未来，如果你想看清电动化、自动化或机器人的未来，中国是无法绕开的。只有在那里，你才能学到关于数字化、消费者行为、工业规模化的一切。这是必须身临其境才能学到的东西。
另一方面，中国市场也并非只有阳光。挑战同样存在：内需疲软、人口老龄化（我们欧洲和德国也一样）、地方政府债务以及白热化的竞争。这让很多公司经营更困难了，但“更困难”不等于“不重要”。它依然重要，所以你需要制定精准的战略来克服这些困难。
至于2023年那次考察后的市场变化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执行力。想法转化为产品的速度极快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让欧洲人——尤其是德国人——难以想象。全新的产业生态系统不是在几年内形成的，而是在极短时间内涌现的。企业、供应商、研发中心、生产基地、数字平台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高效的互动体系，共同塑造了这些新兴产业。
与某些“中国通”圈子的刻板印象不同，我认为，中国并不是靠某种宏大的补贴计划来打造未来工业霸主地位的。
如果你观察那些如今领先的中国企业，背后的成因要复杂得多，绝非一张简单的“总蓝图”。但这种特定的系统确实高效，它孵化出的创新冠军必将塑造未来的技术、生产和生活方式。过去三年，这一进程加速了，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，尽管也伴随着困难。
我还观察到，尽管中国并非完美，但在政策制定中，有一种以人为中心、关注民生福祉的导向。这一点常被外界误解，因为很多人并不真正研读中国的制度和治理模式。在这方面，欧洲确实需要学习。
“欧洲想发动对华贸易战”，不符合事实
观察者网：下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对欧投资。我们知道很多中国企业来到欧洲投资建厂。但过去几年，受地缘政治紧张影响，中国对欧直接投资持续萎缩，而欧洲从中国的进口激增，导致欧盟贸易逆差（正如您开头提到的）显著扩大。即使是德国，也从长期顺差转为小幅逆差。欧盟将此失衡作为发动当前“贸易战”的主要理由。作为德国工业联合会（BDI）前主席，您如何看待中国对欧投资？欧洲社会应如何摆脱政治噪音，公平地认识到这些中国企业的投资可以为当地就业、经济和抑制通胀带来的积极影响？因为我们很多中国读者和专家学者都在讨论，为什么我们在为欧洲和美国创造就业，却被拒之门外？
米夏埃尔·舒曼：回到我之前强调的用词问题。您刚才又说“欧洲想发动对华贸易战”，如果笼统地这么说，是不符合事实的。
德国总理肯定不想发动对华贸易战，他在访华时明确表达了这一点。德国经济部长赖歇（Robert Habeck）刚刚访问中国，她也绝不想发动贸易战，反而鼓励中国企业赴德投资。欧盟27国的民众也不想打贸易战，他们实际上想要实惠的中国商品来改善生活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慎用语言。
2021年开始，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存量开始下滑。 数据来源：中国商务部、欧盟统计局
关于中国对欧投资，你说曾一度下降，这是事实。但看看最新的德国数据：2025年，中国自2017年以来首次成为德国最大的单一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，共有228个投资项目，其中超过20%涉及生产或研发活动。这与过去单纯的并购不同。
虽然美国在资本总额上仍占优势，但在项目数量上，中国去年是第一。投资额大约在25亿欧元左右，这不是边缘现象，而是一种趋势，且将持续下去。我每周都会接待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和企业，很多都有在欧元区落地的计划。我们正进入一个更成熟的阶段，中国企业计划在欧洲本土制造。
2025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德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国。图为德国外资投资项目数
这将有助于德国的再工业化。如果中国企业建厂、设立研发中心、雇佣当地工人、与当地供应商合作，这就是在创造区域价值。欧洲应该认清这一点，予以加强和欢迎。当然，在某些敏感或安全相关的领域，我们必须谨慎——中国也是如此。
但在我们讨论的未来技术领域，如电动汽车等，由中国企业在欧洲生产，同样能创造就业。我认为这有助于缓解关于贸易失衡的争论，是双赢的局面。我的意思是，中国企业带来了资本、技术和规模化经验。
看看中企在德国的投资案例，你会发现文化是互补的，合作得非常顺畅。华为在德国的研发中心，或者其他像国轩高科、宁德时代这样的企业，都是很好的例证。
在招徕中国投资方面，德国面临强劲竞争
观察者网：是的。在我们看来，德国对中方投资相对友好。但德国毕竟是欧盟的一部分。我常读中国欧盟商会（EU Chamber）的报告，措辞往往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。您是德国人，有时我们会误解，认为您也代表整个欧洲，但其实您刚才澄清了，您主要代表的还是德国。欧盟内部27个国家的差异的确很大。
下一个问题关于德国和匈牙利。我们知道匈牙利吸引中国投资增长极快，近一半中国对欧的新能源汽车和电池项目都投到了匈牙利。作为德国商界的代表，您是否担心德国在“去风险”上的犹豫不决，会让匈牙利等其他国抢先一步，吸引走高质量的中国产业和投资？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该如何证明自己仍是中国公司不可替代的、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？
米夏埃尔·舒曼：在上届德国政府时期我更担心，因为他们专注于切断对华联系，这非常适得其反。其他国家因此拥有了更好的政治环境来吸引中国投资，匈牙利就是个例子，他们在吸引电动车和电池投资上做得很好。但欧洲的投资版图不是固定的，政治局势也会变。匈牙利现在有了新政府，短期内其对华投资立场是否会变，还有待观察。
正如我所说，欧洲不是铁板一块。27个国家有27种政治环境。政党轮替后，优先级会变。你可能会看到其他国家更积极地争夺中国投资。比如今年我们和保加利亚合作很多，我去了几次，看到他们也在积极招揽中国投资，这也是个很有趣的目的地。
问题在于，中国企业对德国有一种传统印象。很多中企首选德国，和我们谈完后，最后却去了匈牙利、罗马尼亚或波兰。为什么？因为德国不能只靠吃老本。一旦企业看到现实中的生产力差异，他们就会像所有企业家一样，选择最优的环境。
保加利亚迄今为止最大的123兆瓦维里拉太阳能发电厂已投入运营，光伏面板由中国晶科能源公司提供 Pexels/Pixabay
所以，德国政界必须意识到我们在竞争投资。我们仍有优势：优秀的工程师、良好的生态系统、世界级的供应商、受尊敬的品牌。但我们必须适应得更快，必须更开放。
我们要做总理提到的“家庭作业”：减少官僚主义、改善数字基础设施、加快流程、加快决策。我们需要对有意投资的中国企业展现出欢迎的文化。我们正处于竞争的环境中。德国可以做更多，为中国的高质量投资铺开“红地毯”。
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的标准，正是这些标准成就了德国。
正如我们提到的，经济部长刚访华归来，发出了“德国欢迎中国投资”的重要信号。现在，政府需要把这句话变成实际行动。至少在BWA，我们一直在倡导这一点，希望这不会变成仅仅是“说说而已”。
“去风险”“中国冲击”叙事不利于中欧经贸发展
观察者网：好的，最后一个问题。我们此次约您连线，是法国企业家阿诺德·贝特朗（Arnaud Bertrand）的介绍。他发了条推文，引用了一篇德国报纸的文章，文章写道要正确认识中国，阿诺德提到他和您都认为那篇文章很不寻常，是来自欧洲、来自德国的一种罕见理智的声音。
即便我们知道德国对华相对开放，但这种互信仍需巩固。误解和信息茧房在全球很多地方依然存在。以您作为两国桥梁工作多年的经验判断，当前中德乃至中欧经济合作是处于最坏的时刻，还是已经触底反弹？展望未来5年或更久，经贸外交如何能在地缘政治中继续充当稳定器的作用？
米夏埃尔·舒曼：谢谢你提到阿诺德·贝特朗。我非常欣赏他的工作。我认为这应该是德国及欧洲决策者们的必读材料。他无疑是最博学、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。如果你读他的博客和文章，会发现这是对主流报道很好的制衡，他对中国的认知非常专业。
再次回到“叙事框架”和“语言”的话题。我不会说我们的关系“触底”或“触底反弹了”。完全不是这样。民间交往依然活跃。看看欧盟各成员国，互动方式各不相同。
再看德国，在州省层面、市一级，伙伴关系非常紧密。比如今年是汉堡和上海结为友好城市40周年。两国有大量的往来，而且仍有超过5000家德企在华投资。这是实质性的、深厚的存量。我也看到德国年轻人前往中国，通过夏令营等项目亲眼去中国看，人数都在创纪录。
在庆祝汉堡和上海结为友好城市40周年期间，汉堡议会主席卡罗拉·维特（Carola Veit）4月在新天地汉堡花园的开园仪式上发表讲话。 今日上海
积极的互动非常多，只是被媒体灌输的那种框架、头条和叙事给扭曲了。你提到的那篇文章确实不寻常，因为它登在德国最重要的经济周刊上，占了两个版面。文章指出，当下公共话语中对华辩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这既不恰当，也不尊重，更不符合德欧利益。媒体的这一呼吁非常重要，我非常赞赏，因为长期以来，媒体在涉华报道上本身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的一部分。
我认为，政客、商界领袖和媒体在使用语言上负有特殊责任。2023年德国发布《中国战略》时，我们就直言不讳地批评了“去风险”（Derisking）这个词。这个词至今仍在媒体和舆论中被不断放大。这个词，原本的意思是在疫情和供应链断裂后，合理地去审视并减少具体的脆弱性。说实话，中国也在做同样的事。这本可以被称为“国家韧性战略”。但使用“去风险”一词，等于给一个国家及其全体人民贴上了“风险”的标签。
如果你追溯词源，它来自金融业，指的是剔除银行的高风险客户。这不是个好词，且很快变得宽泛而不精确。在这里，对某些人来说，“去风险”几乎成了“脱钩”的更新版。模糊的语言会制造政治能量，从而远离初衷。
回到当下的辩论，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所谓的“中国冲击2.0”（China Shock 2.0）。不知道你是否在欧洲报道中注意到这个词，到处都是。这些叙事中确实存在我们讨论过的中国经济压力：中国出口上升、贸易失衡、失业、竞争力流失……
但这个短语本身带有情绪煽动性。我们先是把中国框定为“风险”，现在又框定为“冲击”——一种外部的、具有威胁性的东西。这些都使得理性的政治辩论变得困难。
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经贸外交平台“中国圆桌”会议上一直倡导：我们需要使用更精确的语言。不要动辄说“整个欧洲想对华发动贸易战”。描述对华关系时，如果需要谈市场准入壁垒，就具体谈壁垒；如果是贸易失衡，就具体谈失衡。语言越精确，政策就越精准。
你提到的那篇文章指出，在德国乃至欧洲，对华讨论往往走向极端：要么只看机遇无视风险，要么只看风险无视创新和机遇。两者都不完整。也许对中国的观众来说，我们西方、欧洲这边需要学习；但在中国，有时也需要理解，欧洲的关切并不总是敌意，有时是正当的担忧，需要用更建设性、更少对抗性的语言来解决。
这正是经贸外交能充当稳定器的地方：它虽不能解决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，但商界能保持接触、敞开大门，通过务实互动建立信任，展示利益重叠区，并在政治气氛紧张时助力公共外交。因此，我们应加强这些渠道，在描述双边关系时倡导更能尊重彼此的语言。
观察者网：这个提议很好。在过去一两年多次采访欧洲专家和教授时，我们从未谈及这一点，而且能感受到欧方学者对中欧关系普遍不太乐观。
米夏埃尔·舒曼：这其实是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。在中国，政治话语中“字斟句酌”非常重要。每一个词的锻造和使用都经过深思熟虑。这种对语言和概念的重视，正是我们应该借鉴的。我们应使用能为对话和解决方案打开空间的语言，而非制造对立的语言。
观察者网：是的，可能是因为您接触的都是实干家——经理人和企业家。他们在做实事，所以更倾向于避开嘈杂的政治和媒体噪音。
米夏埃尔·舒曼：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亲自去看、去见面，去交流。作为结语，我想强调一下的是，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贸易失衡和互惠（Reciprocity）的问题。这是正当的关切，我希望这一信息能被传递出去：这不是敌意，而是正当关切。此外，还有另一种失衡也呼唤着互惠。
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对欧洲多国实行免签政策股民配资网站，让我们可以亲自去中国看看。但在欧盟层面，我尚未看到相应的互惠举措。也许这也是值得推动的一步。让人们互相见面、互相了解、开展商业往来。我认为这有助于减少冲突，维护和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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